（有好名声的老人）率精壮将下乡官吏抓起来绑送京城。

    允许百姓在村里抓捕官员，不同于允许百姓冲入衙门抓捕官员，朱元璋不担忧明帝国的统治基础因此崩坏。

    因为冲进官府抓人，就容易往造反上走。

    朱元璋给地方制约都划了道道。

    这也是得益于他少年时期被大元官吏欺压过的痛哭回忆，才定下了这个政策。

    由此也就造就了大明对于乡间的掌控根本就没有多少力度。

    不得不说，朱元璋的政策是取得了一定的奇效、

    如此政策之下，至少有半数的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不去下乡，而是把诸多事情都交给典史去做。

    典史自然而然就成了“官老爷”的代表了。

    但是随着而来的问题就是税赋与壮丁的汲取发生了困难。

    粮长与里长他们是乡民的一分子，本无动力去替官府压榨乡民。

    洪武时代官田的赋税很高，征税形同压榨。

    官府逼得紧，不压榨乡民，粮长便需自己出血来补足差额，于是只好压榨。

    但若压榨过程中造成冲突，粮长又会被扣上“为富不仁”“虐吾良民”之类的帽子，被拿来开刀以安抚民心。

    做了粮长，便等于被架到了火上烤，无论怎么翻动怎么腾挪，都只有被烤熟一种结局。

    这也是朱元璋削弱富户，补充贫民的一种手段，唤作抑强扶弱。

    这种事直到朱元璋死后，粮长才开始被大户把持，并且从中捞取大规模好处，粮长与农户的地位早就攻守互换了。

    什么收不齐赋税粮长要自己个掏腰包，老子把你们全家都发卖了，你也得给我把赋税交齐了，就这我作为粮长还得从中搂一笔。

    从宣德开始，这個粮长一当就是几十年，子孙相承，数代不更换，粮长的权力越来越大，对上欺瞒官府，对下迫害平民。

    直到景泰年间大力裁撤各地的粮长，可疾病以深入肌理，很难根除。

    官吏不再被允许下乡，意味着官府施加的压力变小，本就厌恶承担压榨工作的里长与粮长们，自然就要消极怠工。

    里长与粮长们消极怠工，官府的赋税与劳役汲取任务完不成，担忧受到惩罚的官吏们就会忧心如焚。

    “不过我倒是想起一个例子。”钱唐摸着胡须同王布犁慢悠悠的走：“有关下乡获罪官员的例子。”

    “哦？”

    “一个叫王富春的人做宜兴县主簿时，因状告上级常州知府衙门存在种种害民行为（其中便包括官吏下乡害民），得到了天子的赞赏，天子差人拿着美酒前往慰问，将其提拔为常州府同知。

    孰料，这位先进典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