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汪直平反？”

“汪直有什么反能平！？”

主席的皇帝还未来得及说话，就已然是此起彼伏的质问声。

朱翊钧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伸手掏了掏耳朵，饶有兴致地看着栗在庭——有人顶在前面，他就不急着表态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平的反。

汪直其人，乃是嘉靖年间的海贼，“号众十万，拥贼船大小千余，霸万里海域，蔽然无忌。”

当然，这是文人特有的夸张说法，但无论如何，有明以来的海贼之首，绝对非汪直莫属。

其人有盗道而纳部众，聚海贼以据岛屿，颇尚信而设私市。

最关键的是，汪直跟别的海贼不一样，一门心思做生意，非但不打家劫舍，还会主动配合官府，剿灭破坏营商环境的海贼——“比有卢七、沈九诱倭入寇，突犯钱塘，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等移檄汪直等拿贼投献，姑容互市，汪直胁倭即拿卢七等以献。”

护航洋道，接纳夷商；安抚百姓，保驾海贸；配合官府，剿灭不法，以至于海寇信之，百姓爱之，虽夷主亦爱服之。

嘉靖三十年前后。

汪直背靠海道副使丁湛，广纳亡命，彻底把控了佛葡萄牙入朝海路，频繁与日本贸易往来，葡萄牙火绳枪便是以其为枢纽，由日本仿了去。

汪直甚至在苏杭等地开设据点，经营互市——“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公然无忌。”

当然，汪直势力庞大到如此地步，浙江道副使这个级别就不够看了。

肥羊嘛，定然是会被重拳出击的。

嘉靖三十二年，俞大猷偷袭沥港，汪直大败，遂遁逃日本。

山中无老虎，汪直一入日本，人生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峰，“据居萨摩洲之松浦津，僭号曰京，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赫然是做起了海贼王。

直到嘉靖三十六年，浙直总督胡宗宪许诺“开设互市”诏安汪直，后者一门心思想着做生意，这才主动回国。

当然，胡宗宪区区总督，压根没资格决定这种称王建制的反贼能否诏安。

世宗皇帝年纪越大，越忌讳反贼。

于是，嘉靖三十引，许令出洋。”

“循正德十二年旧例，命出海商船，及番国进贡并装货泊船，榷十之二。”

明朝海禁二百年，品种和目的都大不相同，什么祖宗成法都能找到。

明初太祖年间，海禁多是出于防倭。

概是“禁民海捕鱼，以防倭也”、“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这种临时性的政策。

在倭寇消退后，成文的明令只是禁止“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

这里的违禁货物在大明律中有一个名录，只有“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各项。

显然，还只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至少三桅以下的船，以及违禁外的货物，是允许贸易往来的。

基本态度就是，海贸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要防倭。

到了永乐年间，便开始“发票”，也就是登记发放许可证，才会允许船只出海贸易。

譬如福建，将朝贡与海商出海分开管理——“福建市舶专隶福州，惟琉球入贡一关白之，而航海商贩，尽由漳、泉，止于道府告给引文为据。”

而没有拿到票号的小商民，连远洋船都不能拥有，一律改为不能远洋的平头船。

到这里，实质上就是在压制民营海商，主要目的也很清楚，为官营让步，搞垄断嘛。

基本态度就是，我知道海运很好，所以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