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通往明朝辽东地区最近的便是义州地区，播迁义州，便代表廷臣对此举已无争论。李昖和各党重要人士对于播迁地点提出了如下想法：

    李昖和李恒福认为，如若渡辽内附计划确定，那最好的播迁地点便是与明朝辽东地区一水之隔的义州地带。

    当李昖一行人马出发前往东坡馆之时，曾询问都承旨李恒福，李恒福认为“可且驻驾义州，若势穷力屈，八路俱陷，则便可赴诉天朝”，李昖对于李恒福提出的由义州内附之事表示赞同，甚至在柳成龙等人攻击李恒福时，他亲自出面维护李恒福，公开表示“内附本寓意也”——这是我的意思。

    此时南人党分为两种意见，一是以柳成龙为首的党人，他们对于“播迁”以及“内附”之事坚决反对。

    柳成龙提出两点反对意见：一方面柳成龙认为“今东北诸道如故，湖南(畿湖南部)忠义之士不日奋起”；另一方面认为“君虽从死于道路，不过为妇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谁能收拾？”

    他说这话是为何？是因为此时南人党成员金诚已在组织义军活动，同样出身南人党的李舜臣在海战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因此一旦“内附”，民心、将心涣散，便再无复国可能。

    此外，出于私心，柳成龙也想保住南人党的战绩，以便在接下来的党争中掌握主动权和发言权。所以，作为南人党成员的柳成龙才会指责李恒福“何为轻发弃国之论乎？”

    彼时孤立无援的李恒福显然无法与之抗衡，只得退后不语。

    南人党中的第二种意见，便是以李德馨为代表，赞同“播迁”而对“内附”之事持中立态度的党人。

    南人党成员李德馨主张向咸兴方向播迁，他认为“今封疆以蹙，只有咸镜一道而已，咸兴府兵多粮广，足以据守”。

    但西人党成员尹斗寿反对播迁此地，尹斗寿对此提出三点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则退住之处，只有三件。急往宁边，缮修器械，召集江边士兵以守之，事急则向义州，赴诉天朝，以明仍贼入寇之说，上也；

    远向江界，集诸郡之兵，婴城固守，则可至一二月，事急则江界下游即鸭绿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国宽甸堡，二也；

    咸兴形势，臣所备谙。城大而地，四面无险，欲召士兵，则北路必乘虚入寇，欲向南道，则道路险绝，未易等过，贼踵其后，必成围困，此决不可行也。”

    尹斗寿曾担任过平安监司，而平安道与咸镜道相邻，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尹斗寿对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咸镜道咸兴的地形之时，有理有据，且十分具有说服力。

    不止尹斗寿，同属西人党的郑澈也坚决反对播迁和内附，当李昖问及郑澈江界的情况之时，郑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来，此是穷边苦寒之地，风土极恶，粮道难继”，尹斗寿赞同郑澈此言，认为播迁江界后将“无以号令”。

    不过，在识破李昖和李恒福的谋划以及参考严重的战争形势后，尹斗寿一改前态。他提出可往江界与宁边，表面上消除了李昖的疑虑，暂时性地满足李昖去辽东内附的愿望，但实际上却仍然是满足西人党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