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办神甫们出航的人如果带来表中所列商品的话，将获巨量金银。”

    于是，继沙勿赂之后，天主教传教士纷沓而至。他们以协助大名获得巨额贸易利益和满足大名置办武器的要求为诱饵，同某些大名勾结起来，使那些大名接受洗礼，成为教徒，从而获得了在这些大名领地内传教的权利。

    接受洗礼的大名当时被称为“切支丹大名”，如丰后的大友宗腆、肥前的有马晴信、大村纯忠等，就是最初的这类大名。

    大村纯忠为确保其贸易利益，在天正8年(158年)时，竟将领地长崎及附近的茂木地区捐献给耶酥会作为领地。这一举动有使长崎沦为印度的果阿那样殖民地的危险，但无人能劝他打消这种做法。

    大友、大村和有马这三个大名甚至为表示对罗马教宗的虔敬，于天正1年(1582年)派出一个少年使节团(“天正遣欧使节”)赴罗马，目前尚未回国(原历史上去了八年)。

    天主教的传播从九州扩展到其他地区，此时日本农民对佛教信仰已感到失望，天主教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教，使农民得到新的精神上的安慰。

    传教士们也迎合日本风俗，穿起僧衣，在各地传教时还开设医院，举办慈善事业。至1582年前后，日本各地教徒已达15万人，教堂2多座。信徒中除农民外，还有少量的武士和商人。

    欧洲传教士还在日本开办教会学校，传入先进的天文、地理、数学、航海术、造船术、西洋活字版印刷术等科技知识，以及西方的油画和音乐。日本则用活字版印刷出版了《天主教教义》、《日葡辞典》、日译本《伊索寓言》等书籍。

    欧洲文化的传人，使日本出现了最初的欧洲外来语，例如pen(葡语pao，面包)、botan(葡语eriyasu(西班牙语medias，针织品)等。

    这一点同西方文化初传入中国时只停留在宫廷及官员、士人手中的情形不同，这种“南蛮文化”在日本民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流传，为日本学习西欧文化奠定了基础。

    这一点甚至引起了京华内务部的关注，有一名乔装为京华大坂所设商行二掌柜的谍报人员曾经上报过此事，提出：“海贸同盟切掐断南蛮贸易，并将葡人之角色取而代之，以维持同盟对日本贸易之绝对垄断。”

    数月之后，一封落款处盖着竖长矩形“见心斋”三字印鉴的回函给了他批复：着详查核论以报。

    一共只有七个字，却让此人振奋异常。因为，以京华内部的规矩而言，他这个身份上报的事情，通常回函都只是盖着“白玉楼畔”这四个字的印鉴——白玉楼畔，那是黑顶(内务部)的所在。

    见心斋的主人是高务实，能盖“见心斋”印鉴的也只有高务实本人，所以这道回函是高务实的亲笔，其中的分量可想而知。

    虽然高务实在回函中没有表示是否同意他的判断，但既然指示他“详查核论以报”，那就好比指挥作战时对探马说“再探再报”，意味着他对收到的消息十分重视，也足够审慎。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三国(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葡萄牙)都是虔诚而坚决的天主教拥护国，葡萄牙人在日本的传教既然如此顺利，葡萄牙国内焉能容忍与日本断开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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