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制度大体承袭汉唐，虽然西汉时期一度提倡短丧，汉文帝甚至曾下令葬后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樟七日，然后除服。

    不过到了东汉时期，服丧三年已经成为定制。

    到了唐朝，服丧三年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手段，在《唐律·职制律》中就有记载，“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

    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徒三年”。

    不过明初官员紧缺，虽然朱元璋延续了之前的丁忧制度，丁忧时限依然为27个月，不过在服丧范围上，他规定“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年服制不许奔丧”。

    至于原因，朱元璋解释说“祖父母、伯叔、兄弟皆系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五六期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繁数，旷官废事”。

    说白了，就是官员频繁奔丧守制导致无人处理政务了。

    这也就为之后的“夺情”打开了一道口子，朱元璋推崇的思想与汉唐时期一致，他们都把“孝”放在“忠”前，希望通过“孝”来强化“忠”，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朱元璋对丁忧的审批比较看重，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所有在外为官的人听说父母去世后，必须等朝廷向原籍发文核查后才能返乡奔丧。

    如此一来便会出现一个问题，古代通信手段比较落后，这么一来二回，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等官员到家，可能葬礼都已经结束了，根本来不及送父母最后一程。

    针对这个问题，洪武八年，时任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提议，“官吏若遇亲丧，许令其家属陈于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讣，然后核实”。

    换言之，官员父母去世后，家属直接通过当地官员上报朝廷，如此便减少了来回询问核查的环节。

    朱元璋听了以后，感觉很有道理，便同意了吕本的提议。

    通过此举，使明朝的丁忧程序得到极大简化，省去了朝廷与官员籍贯之间反复核查的时间。

    朱元璋对明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丁忧制度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调整。

    根据《明会典·丁忧》规定，所有京官必须通过吏部领取内府开具的孝字号勘合文书，而地方官员则须通过当地吏部下属相关管理机构开具“引文”。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勘合文件”还是“引文”，都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丁忧结束后，作为朝廷起复官员的一个凭证。

    所以，对官员丁忧另一个很重要的衙门——吏部也凸显出来。

    只不过此时的吏部尚书张翰已经在家中“休养”，户部尚书王国光移部暂摄吏部大印，所以被其他人都疏忽了他的重要性。

    此时已经惊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