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基本为胥吏所操控。

    乡绅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连县官都会被胥吏那高超的行政手段所蒙骗。

    这也是为何县官要不断整肃胥吏队伍的重要原因，其背后存在复杂的权力博弈。

    大明朝，几乎所有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和御史，为官初期都要法办几个胥吏来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形象。

    无论是宗族还是乡绅，都不会心甘情愿将其掌握的物资主动奉献给国家，这便是皇权与绅权在乡村的主要矛盾，诸多赋役的强行委派正说明了这一点。

    但乡绅并非毫无抵抗之力，在古代户籍制度并不完备的情形下，他们通过隐匿户口，招揽流民等方式来回避皇权的渗透。

    当王朝正值鼎盛时，尚可借助胥吏队伍对乡绅进行制约，以维持对乡村的基本控制。

    承平日久之后，胥吏与乡绅便会结成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共同利用政策漏洞中饱私囊。

    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胥吏，即操于绅，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考，亦几稀也。

    乡绅清晰的认识到，如果碰上清廉的县官，还可以对其进行限制，但大多县官上有国家重臣逼问索要，下有州县的繁苛赋税，只得任由胥吏侵夺乡民财产，否则地方知县的数万两雪花银由何而来？

    除此之外，在军事动乱之际，乡绅更是凭借掌握的财富，招揽民众构建武装山寨。山寨内部不仅拥有大量的田地资源，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装势力。

    如此密不透风铁桶，皇权根本无法进行渗透，无论是兵役的征派还是赋税的缴纳，都只能根据乡绅的主观意愿进行。

    山高不怕皇帝远，乡绅的自治不仅在于对人口及土地的掌握，更在于对胥吏的笼络。

    与之相对，封建王朝设立胥吏的初衷是为了消除乡绅的地方控制，并尝试将“乡村自治”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

    而眼下的大明，其实就是地方官员和乡绅相辅相成的状态，地方官很难直接插手乡野，乡绅受朝廷大义也必须尽量满足官员的要求。

    这也是朝廷地方官上任，乡绅都会携带礼物拜访的原因，皇权终究占据道义，乡绅也只敢在乡下稍微放肆一点，却不敢做的太过。

    不过，这些在张居正推出考成法以后，情势稍有变化。

    考成法是真把下面官员逼急了，为了自己的仕途，就必须完成朝廷摊牌下来的赋税。

    其实税赋不算重，可地方上杂税太多，算起来也不轻。

    可以说，从古至今，中国人承受的综合税赋一直都很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