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梁丰首先写了奏本，言道今国子监已经开始有复苏之意，但直讲们政事冗繁，未必有时间经常过来授课，恳请官家，要么允许国子监自己聘请名师，就是大宋知名的学着。不一定要有功名或者官职，但一定要有真才实学；要么就多任命一批。让朝中饱学之士都去讲一讲，也跟学生们培养些感情。

    赵祯看了半天，有些犹豫不决，觉得两种法子都有可取之处，但又都有弊端。外请名师固然很好，但毕竟是在野的闲人。大宋的闲人，有个挺突出的特点。就是嘴巴大，啥都敢说。而且挺能理论联系实际，万一他们来上课，动不动就抨击政府。指责时政，还真不好弄。这些人既然能闲这么长时间，就可以看得出对功名是没什么兴趣的，孙悟空么还可以安个弼马温，野教授安排啥，他不在乎啊！

    要是安排朝廷大臣多了也不好，从太祖赵匡胤开始，重用、重视文臣没错，但最大的心病就是防范结党。原因很简单，赵家的政策太宽松，有利于言者忌，聚集一堆。朝廷的大臣们假若是真的分成若干小团体，那么他们就必然容易被各种利益牵扯、操纵。就算不是这样，政见不合互相攻击，也会大大削弱朝廷集权的力量。这已经够痛苦了，难道还要派去培养第二代么？因此，大凡担任国子监直讲的，其实都是一个荣衔，上两课，意思意思而已。名额不定、时间不定。这样就不容易培养出自己的衣钵传人，也不至于今后满朝都是老师、门生，乱七八糟扯在一起。

    这一点，大宋比后来的明朝明白的多，也防范得紧。是不准朝中臣子之间互相以师生情谊随便交往的。所以梁丰和王曾关系如此之好，也不敢经常接近，不敢在人多场合公然以师徒相称。

    赵祯左右为难，他觉得梁丰给了自己一个难题，到底选择哪一种呢？

    “来人，去请王相公来议事。”

    一个小黄门应声道：“官家遮莫忘了？王相公今日去开封府，视察春日解冻，四河漕运去了。”王曾当着首相，却也要替京城操心，不把春天各条河流的漕运工作亲自看看，很不放心。

    “哦，那就把丁谓和吕夷简叫来吧。”

    张知白是不行了，过了年就没来上过班，一直在家吊命。张士逊监管工部、匠作、军器各监，也忙得很。只有吕夷简和丁谓两个老油条，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