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凡，再次呼唤。

    刘凡恍然醒悟，连忙起身说道:“臣弟失礼了。”

    “此舞甚美，令人如痴如醉，皇弟年轻，此伦常也。”刘宏拉着刘凡坐下。

    若是刘凡不沉浸其中，才令人意外。

    “皇弟曾作出悯农两首，道尽百姓的艰辛。特别是第二首，令朕感慨良多，若皇弟为相，亦能使国家太平。朕也作过不少辞赋，但却没有悯农那么简洁明了，还有皇弟在颍川战场上作下的煮豆诗，朕也有耳闻。皇弟可否就此长袖之舞，作诗一首。”刘宏饶有兴趣的说道。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

    自从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汉朝趋向没落衰微。

    到了光武帝中兴时期，他非常推崇图箓谶纬之学，而对文辞却颇为忽略。

    然而杜笃因献《大司马吴汉诔》而让光武帝免去了他的刑罚；班彪为西河大将军窦融写的奏章写得好，也被增补为徐县的县令。

    虽然不是广泛的搜求人才，然而也可以看到汉光武帝对文人也并不远远的抛弃。

    到了汉明帝和汉章帝时期，在文章写作方面可算得是东汉叠璧双耀的时代，他们都崇尚经学，明帝在大学里学习了礼仪，章帝在白虎观里讲论经书。

    班固帽侧插上笔杆，撰写出汉代的国史；东平宪王刘苍发挥专长，写下了许多美好的礼文；沛献王刘辅振扬笔杆，写出了阐述“五经”的《沛王通论》。

    皇帝立下准则，藩王做出规范，像光辉般互相辉映。自和帝、安帝以下，到顺帝、桓帝为止，在文坛上便有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和蔡邕，众多的大学者时时产生，并不缺乏，对他们的文章作品的选录，我们暂且不谈。

    然而自从光武帝中兴之后，历代众多的文人在文章写作上渐渐改变了从前的道路，在文采和内容的结合中，酌量采用经典中的辞藻，这大概是因为几代以来都聚集学者儒生讲经，所以便逐渐受了儒家风气影响的缘故。

    下传到了刘宏，当时的风尚爱好是写作辞赋，他也亲自写作了《皇羲篇》五十章，开放鸿都门来接待写作辞赋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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